在漫长的岁月里，渭河见证了也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渭水之畔，朝代更迭，周秦汉唐一路走来，淬炼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造就了属于东方大国的独特威仪。

秦岭巍巍，渭河汤汤。在它们的怀抱里，铜绿斑驳的青铜器铭刻下周人的“礼乐”；庄严肃穆的兵马俑诉说着大秦胸怀天下的担当；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彰显出大汉的强盛与开放；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写不尽万国来朝的繁华气象……

渭水奔流，斗转星移，东方大国在此屹立。

▲游客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参观。

从周礼到天下

西秦大地，渭河北岸，岐山县的周原风景区入口，“天子驾六”雕像在天光云影的映衬之下显得格外雄壮。六匹神骏肌肉雄健、头覆额甲，与身后形制规整的“天子明堂”一同昭示着周天子的威仪。

2000多年前，茫茫周原上，周公凝视远方，思忖良久：讨伐商纣王的战争胜利了，但他的父亲和大哥却相继离世，留给他的是年幼的天子和百废待兴的天下。

也许周公曾无数次追问上苍，父兄仁德之治的宏愿要怎样继续？也许正是兼容并蓄的渭水，给予他启迪与灵感。

分封制和宗法制，是周公的高明创造。在他的手里，国与家从此水乳交融。两种制度使整个周朝天下成为一个大家族，大家族又包容了天下。

国是千万家。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齐家治国”“家国情怀”皆由此出。

将国与家合二为一之后，周公开始“制礼作乐”。他把国家的运行秩序与个人的行为规范相结合，制定了“礼”。从政府官制到饮食规格，周人都须遵守严格的等级秩序。“乐”则以音乐、舞蹈的方式配合着“礼”，春风化雨，日复一日“礼乐”浇灌，“德”的思想在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

自此，谦谦君子信步于历史画卷之上，礼仪之邦静立在岁月长河之中。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里的国宝何尊见证了“德”扎根于周人的心田。何尊铭文的“德”字有了“心”，而在商代，“德”字是没有“心”的。商人的巫祝祷告声在时光里渐行渐远，周人留给中华民族的，是“礼仪之邦”的气度和“仁义礼智信”的文脉。

随着时光，渭水东流到临潼，山上的一把烽火，把西周“烧”成了东周。礼崩乐坏，群雄并起，却开启了另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荣光。秦人的马蹄沿着渭水一路东向，从西垂到雍城，从雍城到咸阳。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号坑里的兵马俑“严阵以待”。

秦始皇嬴政，这位一代霸主，他的归宿亦在骊山。陪伴他的，是军容整肃、衣甲鲜明的地下军阵。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兵马俑一号坑里，6000多个兵马俑历经2000多年仍“严阵以待”。

可以想见，2000多年前的秦人，正是这样在渭河边列阵。旌旗猎猎，战马嘶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他们组成的军团紧握着长戈短剑，等待嬴政下达出征的号令。待嬴政拔剑，挥师东向，这军阵爆发出撼天动地的呐喊。

公元前221年，历代秦王一统华夏的宏愿，在嬴政手中化为现实。外兴兵戈，内修文治。这位“千古一帝”思考着国家的未来，他以开创性的气魄，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

现在，天南地北的中国人，也许并不能听懂彼此的方言，但由于有了被秦始皇统一了的汉字，却可以让我们的沟通无阻，让我们根脉相连。

秦人，用心怀天下的伟略，用战无不胜的兵戈，用止戈治世的胸怀，在渭水之滨引领了中华民族天下一统的新纪元，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里程。

▲少年将军霍去病就长眠在渭河北岸兴平市一座形似祁连山的大墓之中。

大汉雄风铸国魂

渭水滔滔，迎来送往，长安繁华，过客匆匆。

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有的人虽然如同流星，但却照亮了历史的苍穹，留下了千古英名。

在渭河北岸兴平市一座形似祁连山的大墓中，长眠着一位2000多年前的少年将军——霍去病。他的墓前，一座“马踏匈奴”石刻雄浑壮美、栩栩如生。石刻中的战马以胜利者的姿态伫立，马腿坚实，犹如石柱；马蹄下，一名眼神凶狠的匈奴人，正奋力挣扎。石刻简洁有力的线条勾勒出少年将军短暂而辉煌的戎马生涯。

西汉初年，国力羸弱，匈奴的连年侵扰让初建的汉王朝几度蒙羞，苦不堪言。汉王朝不得不采用和亲的方式换取一时安宁。直到汉武帝时，国力渐强，加上雄才大略，汉武帝决心捍卫尊严，一雪前耻。

他破格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展开了对匈奴的持续反击。

传奇开始于公元前123年，17岁的霍去病跨上战马，率领800健儿在漠南的草原上纵横驰骋。也许在他从长安出发那天，汉武帝就满怀期待，期待他高歌凯旋。少年霍去病没有辜负君王的信任，斩获2000多敌人，两度功冠全军，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

霍去病归来，汉武帝为他建豪华府邸，他却推辞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这不是礼节性的推辞，而是掷地有声的卫国誓言。

公元前119年，霍去病率领5万汉家儿郎再次横扫大漠。大漠之南，再也不见了匈奴王庭的踪影。霍去病登上大漠深处的狼居胥山筑坛祭天。他举目南眺，壮怀激烈。

然而不幸的是，天妒英才。封狼居胥仅两年后，霍去病，这颗璀璨的大汉将星就陨落在天际。

今天，在霍去病墓旁的茂陵博物馆里，有一尊国宝级文物鎏金铜马。据考证，它的原型是西域大宛国的汗血马，四肢健硕修长，神采非凡。它是汉王朝与西域之间文化交融的见证。

公元前126年，一位满面风霜的旅人回到长安城。他叫张骞，13年前，他带着结盟大月氏的使命前往西域。出发时100多人的队伍，回来时仅剩他和堂邑父两人。一路上，围追堵截的匈奴人、恶劣无比的自然环境，让张骞无数次濒临死亡边缘。但他最终还是回来了。

张骞的旅途，开启了玉门关之外的广阔天地，也开启了繁盛千余年的丝绸之路。在这条商路上，悠悠驼铃传递着友好，开启了贸易以及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直至今日。

渭河，也加入了这场文明的盛宴。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教授席会东认为，正是渭水河道形成的阶地、滋养的城镇，为丝绸之路东段的开辟奠定了地理基础和经济基础。

在渭河前行的过程中，接纳诸多细小支流，它们为渭河输送了清澈的“活水”。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早期历程中，出现无数思想流派，它们在汉代汇集在儒家的“干流”中，为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滋养。

今天的西安和平门，熙熙攘攘。它西侧有一个叫下马陵的所在，安葬着一位与汉武帝关系笃深的大臣——董仲舒。

公元前134年的大汉庙堂之上，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天人三问”惊动天下。青年汉武帝饶有兴味地听着董仲舒“天人感应”“天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思索着国家的未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问对，竟悄然引领了中华民族2000年的治国走向，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主流思想。

在汉朝，中华民族的思想体系从“小河并流”演变为“大河引领”，确立起大一统的精神内核，使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上升到新的高度，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上升到新的高度。

▲礼泉县东北的九嵕山主峰上，有一座庞大的陵墓，这就是埋葬着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

万国衣冠朝盛唐

站在礼泉县九嵕山上，秋晨的日出格外柔美绚丽。

山中，安卧着一座庞大的陵墓，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靠山望水的昭陵开启了唐陵依山而建的先河，此后的唐陵建造沿北山山系梯次排列。

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与渭河渊源颇深。

公元626年7月，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趁李世民刚刚即位、朝政不稳，率领大军侵扰关中。李世民沉着应对，隔着渭河，与颉利可汗达成了“渭水之盟”。他用金银财宝换取颉利可汗撤兵，为唐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

“渭水之盟”一直被李世民视为前所未有的耻辱。几年之后，李世民派兵攻打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一雪前耻。

从漠北到长安的旅途里，颉利可汗的内心充满了惶恐和不安。他想起了曾经的“渭水之盟”，后悔不已，哀叹连连。等到长安，李世民在历数了颉利可汗的5大罪状后，却赦免了颉利可汗并授予他官职。

在大唐包容的胸怀里，630年，大唐周边少数民族首领齐聚长安，尊奉唐太宗为他们共同的首领——“天可汗”。从此，大唐开放包容的气度和一视同仁的胸襟，消解了不同民族的猜忌与隔阂，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大融合。

文化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成了大唐盛世的重要支撑。五彩纷呈的域外文化在长安城竞相绽放，唐人的自信和包容使大唐的风华吸引了天下。

在西安东郊苏思勖的墓室里，一幅《舞乐图》描绘了一名深目高鼻的胡人，头包白巾、腰系黑带、脚穿黄靴，于黄绿相间的地毯上翩翩起舞的场景。

据记载，当时的长安城里可谓是“家家习胡舞”。蜚声中外的《秦王破阵乐》，就在原有的曲调中揉进了龟兹的音调，使其婉转动听，高昂且极富艺术感染力。

在长安西市，毕罗（手抓饭）、烧饼、胡饼等胡人餐饮走进唐人的生活。官员上早朝前，也常在街边买一碗胡麻粥（芝麻粥）充做早餐；胡妆胡服走进寻常百姓家，“汉着胡帽”是长安城常见的一道风景。

唐人的包容成就了大唐的辉煌，也展示了强盛的国力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是李白的恣意洒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杜甫的壮志满怀；“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是王维的禅意空灵……

唐朝的诗坛风起云涌，高峰迭连，在中华文明的画幅上，至今仍在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还是在大唐的长安城里，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潜心学问，兢兢业业；太原城下，契丹人李光弼为再造大唐呕心沥血；苍茫西域，突厥人阿史那社尔率部鏖战，守护边疆……异族的人们把大唐当成了自己的归宿。

大唐包容了这一切，渭河映照了这一切。

千里渭河万古流淌，中华文明的故事就书写在她的岸边，而她还在不息流淌中讲述着东方大国的威仪与荣光。

这威仪与荣光，虽已走进历史长河的深处，但她所铸就的文化之光一直照耀着渭河儿女前行的路，她所滋养的文明星火已融入渭河儿女的血脉，塑造着中华儿女传承历史的精神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