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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缅怀的高朗山与“中国青年节”的由来
中国青年报/中青/2022-03-24/ 6881次阅读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前往陕西省榆林市佳县、西安市等地,走访高朗山原籍地佳县神堂沟村,采访高朗山亲属后人、村民及青运史研究领域学者,钩沉一段与共青团相关的历史。
 

  ▲1958年5月,高朗山同志率领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图为苏联青年为高朗山佩戴纪念奖章。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佳县神堂沟村的高朗山旧居现状。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川/摄

  高朗山是谁?在他身上发生过哪些故事?“中国青年节”的由来是否与其存在关系?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前往陕西省榆林市佳县、西安市等地,走访高朗山原籍地佳县神堂沟村,采访高朗山亲属后人、村民及青运史研究领域学者,钩沉一段与共青团相关的历史。

  高朗山其人其事

  在中国青运史特别是陕西省青运史上,高朗山都是绕不过去的代表人物。高朗山兄弟6人先后走出家乡神堂沟村,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峁梁起伏、沟壑纵横,神堂沟村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然而,山沟沟里毫不起眼的神堂沟村却曾是佳县乃至陕北早期革命策源地之一。

  1927年5月,神堂沟村早期共产党员高光祖、高绪祖等人在村内发动并建立陕北最早、佳县第一个村级党支部——神堂沟村党支部。随着高光祖、高长久等人先后担任中共佳县县委书记一职,神堂沟村一度成为中共佳县县委和陕北特委所在地。

  据统计,从神堂沟村走出去的县团级以上级别干部就有43位。在神堂沟村,刘志丹、习仲勋、高岗、马文瑞、马明方、张达志、张秀山等革命先辈都曾从事过革命活动。

  1916年,高朗山(原名高再学)出生于神堂沟村,正是在同村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高朗山自幼接受进步思想。1929年,高朗山在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春,担任首任共青团佳县县委书记。1935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1935年至1945年,高朗山曾先后担任陕北共青团特委秘书、团陕北省委宣传部长、团陕北省委书记、陕北省青年救国会主任、西北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长、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主任等职务,长期从事青年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高朗山调任地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高朗山曾担任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长、国营庆华电器制造厂党委书记兼厂长、陕西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陕西省电子工业局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等职。1973年6月在西安病逝,时年57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5月,作为团长,高朗山曾率领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在流传下来的一张照片上,一名苏联青年正在为高朗山佩戴纪念奖章。

  在高朗山侄子高暘印象中,大伯父高朗山一生为人低调,只求工作勤恳踏实,并不追名逐利。

  据高暘回忆,鉴于高朗山的重要革命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需要,受中央委派,中组部曾找他谈话,意图调任其到外省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都被高朗山婉拒。

  “大伯父说他就想回到陕北佳县去,不相信全省最穷的佳县搞不好,他说在革命战争时期自己主要负责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现在解放了老百姓日子还过不好,他连老家都不敢回去,怕乡亲们骂他。”高暘说,因为不符合干部管理规定,高朗山的想法并未得到上级部门同意。

  而一心想发展实业的高朗山后来担任了国营庆华电器制造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一边建厂,一边生产,曾受到中央授匾表扬,后来又担任陕西省经委副主任、陕西省电子工业局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开始主抓经济工业。

  高暘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高朗山曾主动要求降低行政级别及待遇,从初定7级干部降为9级干部。新中国成立后,高朗山的妻子一直在基层社区工作,这都是高朗山要求的。

  1973年,高朗山病逝。在高暘记忆中,大伯父的追悼会上,除了党政领导干部,自发来了很多工人、农民为其送别,在灵堂外的路两旁,排着长长的队伍。

  “中国青年节”由来始末

  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在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指出,“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

  正是从这次五四运动纪念大会开始,作为“五四青年节”前身的“中国青年节”开始萌芽并诞生。

  高暘说,“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是高朗山向毛主席提出建议的”。

  “在那次纪念大会之前,毛主席和高朗山在延安曾有过一次长时间谈话,毛主席详细了解延安地区的青年工作。”高暘说,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青救会主任的高朗山邀请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毛主席欣然同意,并写了一篇《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稿。

  对于这个说法,长期致力于青运史研究的陕西省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薛红萍表示:“从现有文献资料记载来看,在1939年3月中旬、4月初,已经有西北青救会、中央青委发出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的文件。”

  在一份1939年3月18日由西北青救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关于两周年纪念和青年参战动员周的决定》中写道:“常委会决定从5月1日起到5月7日止为西青救两周年与青年参战动员周,在5月4日依照各地环境举行纪念及动员大会、晚会,在边区可以乡或区为单位普遍的举行少先队儿童团大检阅和宣誓。以后每年5月4日为青救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从这份现存倡议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的文献时间来判断,当时高朗山正担任西北青救会相关领导职务,但是否由其个人提议并无相关文献佐证。

  1939年4月5日,在《中央青委关于根据地纪念“五四”给北方局的指示》中,对于五四纪念提到相关意见:“从‘五一’到‘五七’进行一个青年参战运动周,西北青救并已提议‘五四’定为青年节。”

  同一天,在《中央青委关于大后方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给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的指示》中,同样对于“五四”纪念活动提出若干具体意见,并提到“西北青救已提议‘五四’为中国青年节,请在各青年团体中宣传和讨论”。

  1939年4月6日,在《总政治部、中央青委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中,开篇则提及“中央青委决定每年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并于本年五四号召全国各地举行拥护中国青年节的运动及纪念西青救成立的两周年”。

  一份份历史文献串联起来,解锁出“中国青年节”的诞生始末,也隐现出高朗山在其中的个人贡献。也正是从这时起,“五四”青年节作为青年自己的节日被延续下来。

  薛红萍表示,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发挥青年在抗战中的先锋作用,所以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设立“中国青年节”,在当时发挥了凝聚青年抗日救国力量的作用,强化了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在今天,则体现了党对青年一代的重视和关爱,肯定了青年在社会角色中的重要地位,“五四”的火炬将永远激励青年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如今,在神堂沟村,高朗山旧居仍在,但已长年无人居住。在村里建起的革命纪念馆里,还保存有高朗山生前用过的桌柜、收音机等遗物,似乎默默讲述着一段段并不为人所知的往事。

·小资料·

陕甘宁边区青年临时救国会

  简称临救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地区青年抗日团体。1937年12月,西北青救会移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以后,陕甘宁边区青年临时救国会成立。临救会由9人组成,高朗山任主任委员。1938年10月,根据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1941年11月,由西北青救会领导的延安市青联划归边区青救会领导。1942年8月,边区总工会、青救会、妇联会合并,组成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先后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边区中央局、西北局及西北青救会领导。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先后下辖关中、三边、庆环、陇东、洛川、绥德、神府分(特)区和11个直属县(市)青救会,先后设有秘书、组织、文化教育、宣传、军事体育、青年、妇女、儿童、少先队、统一战线、经济、青年训练班、巡视团等工作部门,主办《边区青年》杂志。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历任主席有高朗山、白向银、李瑞山、王治周。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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