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代初开始，部队文工团的节目开始有军乐、歌剧、话剧、大小合唱的分类，“逐渐有全面开花的意思”。图为电影《芳华》剧照，年轻的文工团员正在排练。(资料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文工团往事》)

付林的创作履历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和《妈妈的吻》这两首相邻的代表作，判然划分了两个时代。

电影《芳华》正在热映，中国军队的文工团改革早已拉开大幕。

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后，“裁减军队员额30万，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下决心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成为重要的强军目标。2016年，部队文工团“被撤编”的消息不时见诸媒体：据中国军网报道，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撤编后，更名为东部战区陆军前线文工团;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与杂技团合并，更名为南部战区陆军文工团。

而伴随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建，原总政治部的总政三团“摘牌”后已分别更名为军委政治工作部歌剧团、话剧团和歌舞团。更名后有何具体改革措施，目前尚无进一步消息。

“本来说去年(2016年)春节出方案，后来等到现在了。”原总政歌剧团副团长程桂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原军区文工团基本已经变更完毕，海陆空军种文工团保留，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为主体转隶组建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二炮文工团变成火箭军文工团，解放军艺术学院更名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此次文工团的撤编、更名以及后续的改革，与新形势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要求相关。

中国的部队文工团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变迁，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红军时期，名称也几经更替。文工团经历了多少变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和平时期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南方周末记者分别采访了原海政文工团副团长付林，程桂兰，原战友文工团副团长甲丁等，他们分别是40后、50后和60后，各具丰富的人生经历，也见证了不同时代的文工团。

文艺是最好的动员方式

文工团中的“老资格”可以把历史回溯到红军时期，像原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就乐于说自己前身是红四军宣传队。党自建军素来重视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1930年前后，红军各级政治部成立了艺术股。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成立。1932年成立的工农剧社，建立起了从中央总社到基层的“蓝衫团”的垂直机构，苏联红军的影响十分明显。

歌曲创作方面，“红军时期‘军歌’有两个来源，一是将各地从军者带来的民间小调重新填词，二是把国外的歌曲重新填词变为我军军歌，最典型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红军的文艺传统被带进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军兴，大批知识分子涌向国共两党。“国军那边有刘雪庵，上海国立音专毕业……我军专门人才不多，延安和各根据地吸引了大批小知识分子。”杨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位生于1950年代的媒体人，出版过专著《老歌的发现》。

抗战开始后，中共先后在延安办起十七所干部学校，以吸纳投奔而来的知识分子，抗日军政大学是其中之一。1939年，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成立。有亲历者回忆，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支自称“文工团”的文艺团体。

当时，“文工团”叫法并不多见，根据地大量存在的是剧社。唱歌、跳舞、刷标语、摄影、出报、街头演讲，参加武工队，都可能成为社员的工作。社员身份极其杂驳：小学生、小学教员、小地主、民间艺人，以及复旦、燕京等大学和北平艺专的洋学生。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负责把社员训练成文艺战士。鲁艺代表着“高级”“专业”，学员、剧目，沿军区、军分区、师、团、基层部队、地方等路径源源不断输送到各根据地。对普通大众进行思想动员，不能读文件和马列书籍，“文艺是最好的方式”。

杨浪收集了抗日时期很多油印的歌片、剧本，“光《放下你的鞭子》就有若干版本。这些读本是供鲁艺以下的剧社们去复制的”。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延安上演来自苏联等国的经典名剧，也上演自产的大秧歌、群众歌咏、平剧、活报剧，东西方文化交融起来，“被八路军、新四军的戏班带到中国的乡野”。

鲁艺提供养分，但大量创作仍需基层剧社独立完成，其产量令当代院团难以望其项背。从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尖兵剧社演出了剧本58部，军歌、战歌、群众歌曲、器乐曲、宣传画、连环画、街头诗120多件，出版《大众报》3期和《尖兵歌集》6集以及供连队、乡村学校使用和阅读的文娱材料，组织了83场舞台演出，105场音乐会。

宣传攻势接连不断，剧社的创作周期很短，“现挂”能力必须很强。很多剧目从剧名就可以反推主旨：《救国公粮》《反扫荡秧歌舞》《反投降秧歌活报》《三八妇女节活报》《生产大活报》……这些演出在乡村是宣传动员，也是视听奇观。大型活报《跟着聂司令前进》约500人参加演出。凌子风扮演聂荣臻，骑着马，列在队伍最前方，陈群站在山头纵情歌唱。浩浩荡荡的演出队伍沿山脚下、河滩里的大道，边舞边唱进入会场。

1940年代，根据地组织形式日趋定性，开群众大会，演文艺节目，帮助建立政权成为新根据地的“三部曲”。《敌后的文艺队伍》一书描述，1941年，平山县群众剧社的秧歌舞里“有人扮演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身上挂着‘顽固派’、‘亲日派’的牌子，被工农兵群众包围谴责，狼狈不堪”。而在1943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直传到北平郊区”。

学者郭国昌把抗战时期的文工团分为两个阶段。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民族主义是主流;座谈会之后，“为工农兵”的方向确立，文艺成为战斗武器。

杨浪收藏过一本作曲家唐诃1940年代收集根据地民间音乐的笔记本，唐诃的音乐教育都是在八路军剧社里完成的。“民间音乐给这些人特别多滋养。为什么他能写2000首东西?因为他脑子里充满旋律。共产党要向农民宣传，它的音乐必须明白晓畅。”杨浪说。

根据地存在大量剧社，作品形式多元，图为利用陕北秧歌形式创作演出的歌剧“兄妹开荒”。(资料图)

“有嗓子你就来”

解放战争时期，文工团急速扩容。渡江战役前夕，吴石坚受命组建苏北兵团文工团。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指定该团在渡江战役中演出京剧《古城会》。随战事进展，苏北兵团文工团变成“苏南军区文工团”，从几十人扩充到700人。解放上海时，苏南军区文工团从上海剧专一次带走30名学员;待全市解放，已在那里招收了“135名优秀的文艺战士”。

依中南军区文化部长陈荒煤1950年回忆提供的数字，仅“四野”就有15000名“文艺战士”，文工团吸收了30%到50%的知识分子。

1949年，北京育英中学高二学生吴洪源面临着人生选择：考大学还是参军。两条路，他选择了后者，随军解放大西北，在行军路上办报、编快板，后来成为著名军旅词作家。包括《学习雷锋好榜样》在内，一系列署名“洪源”的歌词化为时代记忆。

朝鲜战争中，吴洪源跟着大军跨过了鸭绿江。“文艺兵不光演出，还要兼顾很多事情，打扫战场、登记烈士名单……我父亲学过英语，所以还要负责审问俘虏。打起仗来，文艺兵就是战士。‘汉江拉锯战’他们非常危险，差点回不来。”吴洪源之子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甲丁子承父业，同为著名军旅词作家。

“父亲在战场上写了《立功去见毛主席》，很受战士欢迎。他还写过‘飞吧，英雄的小嘎斯’。‘嘎斯’是苏联的运输卡车。抗美援朝打运动战，战士非常疲惫，文艺兵即兴创作，在路边演出，对整个部队士气的提振起到特别大作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志愿军跟朝鲜军民的感情联络，也靠文艺兵。”甲丁说。

前方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后方的“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都传遍大江南北。而部队整编与朝鲜战争同期。19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50万，陆军为主体的兵员结构向多兵种转变。1950年，海军、空军司令部相继成立，政治部文工团随即分别问世。1950年12月，全军划为东北、华北等六个一级军区，各自下设二级、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原来部队中大大小小的剧社、文工团，纳入了四级军区及各军种的文工团体制。

伴随裁军，一批部队文工团转归地方，吴洪源所在的63军文工团被划到华北军区。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他成为男中音演唱者。全军的正规化建设刷新了文工团的训练体系和节目形态，苏联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成为样板。

“当时中国没有那么多西乐人才，包括我们的合唱都是混编。有几个受过正规声乐训练，大量是民歌手。有嗓子你就来，能唱你就来。我妈妈就是这样，她当年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敢唱敢跳不怵，大军解放西北的时候就给招进文工团。文工团的定位很清晰，不是为了欣赏，是为了宣传鼓动。”甲丁回忆。

“全面开花”

1964年，付林从黑龙江富锦县考入刚刚成立四年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下称军艺)。当时军艺院长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刘志坚兼任，他和常务副院长魏传统、副院长陈其通都是红军时期的干部。军艺中层干部是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教员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新学员入校，先下连队当兵三个月，不合格者淘汰。

虽然依旧强调文艺兵首先是兵，但军艺成立无疑标志着专业化。付林入校后，恰逢周恩来提出文艺应走“民族化”道路。付林曾要用竹笛“吹奏出长笛的和声和旋律”，吃尽苦头。宣传任务目不暇接，“专业上没有读很多书，偏向实践，”付林回忆，“一个任务下来，必须立刻出活，逼你成为快手。”

当时主流的演出样式是小型歌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歌剧相继出现，1964年“大歌舞”《东方红》首次演出，让人们看到了文艺样式多元化的可能。“大家震动得不得了”，付林回忆，从1960年代初开始，部队文工团的节目开始有军乐、歌剧、话剧、大小合唱的分类，“逐渐有全面开花的意思”。

同在1964年，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给少年杨浪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1959年，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特别强调，文工团起来了，带动起演出队——军以下都成立了战士演出队，水平高到足以调到北京来给毛主席汇报演出，像《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就是新疆军区战士演出队的。”杨浪回忆道。

“那届汇演的优秀作品不仅官兵喜爱，并且后来迅速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像《五好红花寄回家》《欧阳海之歌》《铁路兵战士志在四方》都曾脍炙人口。”甲丁曾系统梳理红色歌曲的历史，提到一首歌，马上能哼出旋律，唱出几句歌词。

盛极一时的军中文艺在1966年急停。1968年，军艺解散，付林分去海军，在东海舰队舟山基地当了一年水线兵。“不管多大风浪，水下电缆断了就得出海。”

阳光灿烂的日子

最先恢复秩序的是军队。

1960年代，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下称战友文工团)有口皆碑，曾与总政文工团各组一套班子，为《长征组歌》谱曲。

中共九大给了战友文工团新机遇。“现在听的好多歌都是那时候战友文工团创作的。”当年的红色旋律，在甲丁的记忆里连成一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大部分背景音乐都是九大组歌里的。”

老歌是甲丁的少年记忆，他偶尔沉浸，却也能跳脱开去，以更冷静的立场打量过往。当时除了部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校、家庭都有演出队。地方团体荡然无存，部队相对稳定，演艺人才集中到部队，使部队文艺空前繁荣。“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兵的地位凸显了。”甲丁说。

1969年，付林被分配到海政话剧团演唱队。在提倡“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年代里，竹笛演奏员付林开始词曲创作。

付林认为频密的创作至少有一个好处——任何题材都能迅速谱曲。“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为别人写歌，有感受没感受都得写，写‘大我’，从不写‘小我’。这既是遗憾，也不遗憾。”他说。

1970年全国普及样板戏。在南京，军队请苏州京剧团的几位演员帮他们排练《沙家浜》。

程桂兰的母亲是“老师”之一，说戏之余她指着女儿问178师的宣传干部：“你们招吗?她马上中学毕业，会唱歌也会唱戏。”很快，程桂兰成为178师战士业余演出队的一员。演出队没有编制，她平时在师直医院里做卫生员。

程桂兰是多面手。一台演出，京剧、表演唱、小话剧、小歌剧、报幕都由她来，这是当年基层文艺兵的常态。

1972年，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为契机，国务院文化组向全国征集革命歌曲新作。洪源加入了选歌小组，《战地新歌》很快成为时代文艺的风向标。杨浪推测，全套六本《战地新歌》发行了1000万册。

作为《战地新歌》的选歌人，洪源有很大权力，他和乔羽主要负责歌词编审。“谁能在《战地新歌》《解放军歌曲》《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一首歌，就证明他‘过关’了。”甲丁记得，选歌者们借《战地新歌》解放了很多作者。

1974年，洪源却执意离开选歌小组。闲下来后，儿子立刻进入他的视野。甲丁开始学写歌词，父亲的几条经验令他受益终生：最要紧的是把开头、结尾写好;画龙最后画眼睛，显得格外有神;别像推土机一样堆词，应该像钻探机一样钻词。

同年，以“佚名”和“战士”的身份创作多年的付林，终于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自己的首篇作品《团结战歌》。这让他得以拜洪源为师，学习写词，拜田光为师，学习作曲。一首歌他千锤百炼，两位老师还得反复修改。为表达感谢，他花七块五买套唐山瓷器送给田光，被坚拒。

在海政文工团，付林当上了歌剧团乐队分队长。“到处下部队，装台卸台、装车卸车。每个箱子怎么摆都得排上号，按照顺序来，否则装不上。我永远是坐在外面押车的，冬天去东北大连，夏天到三亚。”付林回忆道。

在时代洪流裹挟下，每个人都不知道机遇何时出现。仍然是1974年，多面手程桂兰到军区参加文艺汇演，被上级看中，招入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

1976年毛泽东去世，付林写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从那年“开始到处发表词作”。“在人人都争当‘革命作家’的时代，创作必须要顺从主流，成为主旋律作者也是必然。”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负责把剧社社员训练成文艺战士，“鲁艺”代表着高级和专业。图为作曲家冼星海指挥“鲁艺”排练《黄河大合唱》。(资料图)

和祖国一起成长

付林的创作履历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和《妈妈的吻》这两首相邻的代表作，判然划分了两个时代。

1979年，高中毕业生甲丁面临父亲往日的选择：考大学还是当文艺兵。“当文艺兵这件事，从小是长在我心里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1970年代末，工厂、大学恢复运转，但文艺兵几乎还是最能满足年轻人虚荣心和自尊心的职业，“出去演出，车停到哪，市民是要上来围观的”。入伍后，他在成都空军宣传队，清晨出操，大喇叭里播放邓丽君的歌曲。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年轻的士兵冲向前线，依然穿六五式军装，但和父辈已有很大不同。总政文工团作者的《再见吧，妈妈》成为1979年传唱最广的战地歌曲，调性与之前的革命歌曲迥异，个人化表达像浅草一样露出头来。

同年，付林到南方采风，被当地市场的走私物件吸引，花300元买了自己的第一台录音机——爱华牌。年轻人在摄影和诗歌领域开始了半地下创作，但音乐还不够先锋。

洪源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变化。文学界，舒婷、北岛崭露头角，势头压过了一批老诗人;施光南、谷建芬等音乐工作者非常活跃。他感觉自己这代人已很难掀起浪花，与其随波逐流，不如自行大浪淘沙。1977年，他封笔了。

变化慢慢出现，譬如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它们被统称为“抒情歌曲”，“抒情”是“流行”的前身。

付林把1980年称作自己的“流行音乐元年”。那一年，海政文工团歌舞团推出了演唱校园歌曲的苏小明，大受欢迎。歌剧团也想树自己的新人。13岁的二胡演奏员程琳常在楼道里唱邓丽君的歌曲，非常动听，付林受命组织小乐队“包装”她。

付林写了一首新歌《小螺号》，“连词带曲加配器一个晚上完成”。结果，程琳在北京的演出引起轰动。对于从“革命”到“抒情”等转化，付林的策略是不写爱情，写乡情，所以有了《妈妈的吻》。

1980年，程桂兰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民间唱法汇演。这次“十年动乱”后的汇演有极强“团结”意味：每省选一位代表，唱最具本省特色的民歌，全国巡演。直到1984年，金铁霖才正式给“民族唱法”命名。而部队文工团一直是“民族唱法”重镇，这种唱法被认为更符合官兵的欣赏习惯。

“民族唱法”占据文工团主流的时候，甲丁模仿“朦胧诗”写起了“朦胧词”。探亲回家，他把词作拿给别人看，对方看不懂。甲丁意识到，歌词还不能那么写，必须让人看得懂，唱得明白。

“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呢?大家还相信英雄主义，但很多人已经开始拿着计算器经商了。我倒了多少年‘盘条’(注：指成盘的小直径圆钢)，我就没见过‘盘条’，但是天天忙这个。我们写歌词的目的也非常明确：挣钱。”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谈及从英雄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身时，甲丁回答：“毫不费力!逞强、斗富，这也是‘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转变是你的心理，甚至生理需求。同理，情感表达是心理需求，也是生理需求。当我们告别一个特别空泛的年代，一种特别空泛的表达，进入一种具体的情感表达的时候，谁不愿意呀?你给它一个口子，它就决堤了。”

1984年，24岁的甲丁事业春风得意。在武警文工团，他业余创作诗歌、剧本、歌曲、文化评论，还扒带子，“扒得方兴未艾，已经开始挣钱了”。所谓“扒带子”指借用别人的曲子，重新填词。“现在一张唱片卖一两万张，不得了了，卖5万张那就是‘大白金’了。那时候随便一盘带子，不卖百八十万盘，都不好意思给人说。”甲丁回忆。

唱片业进入了疯狂状态，官方批准的音像公司遍地开花。演员“走穴”，5块钱一场，开心得不得了。付林被文工团的老同志批评为“人贩子”，却乐此不疲，文工团只能发挥他十分之一的产能。“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有能力的作家和歌手基本为三方面服务——晚会、唱片、影视，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进录音棚，非常忙，但跟文工团没关系。”付林说。

那时，甲丁的业务从写歌词扩展到为电视文艺晚会撰稿、策划，最后成为导演。“我们从‘文革’中走出来，整个民族在心理上都有创伤。用什么疗伤?文艺。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过后，文艺一定繁荣。全世界都是这样。”在甲丁印象中，当时全社会都在办晚会。

《东方红》首演20年后，《中国革命之歌》在中国剧院上演。剧院为这部新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特意修建，军队和地方超过1300名创作者参加了该剧的创作和演出。剧中有表现“十年动乱”的《白花舞》，以张志新为原型的独舞穿插其间。但《东方红》式的巨大成功并未重现，人们对新剧“褒贬不一”，批评意见认为它艺术手法不统一，缺乏动人形象。

同一年，程桂兰参加了新兴的电视歌手大奖赛，但中途弃权。她发现冠亚军开赛前就内定了，“唱得再好也只能得季军，丢不起那个人”。这是她参加的唯一一次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1985年，歌手毛阿敏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滚热的咖啡》。3月她考入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成为该团招收的第一个“通俗歌曲”歌手。

部队素来重视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文工团的历史可以回溯到红军时期。图为电影《芳华》剧照，文工团演出反映革命岁月的舞蹈节目。(资料图)

市场打破了运作方式

文工团的才子佳人各谋出路的时候，军队发生了巨大变化。

酝酿多年的裁军在1985年开始，持续约两年，各级军区机关人员减少了53.6%，军区由11个裁并为7个。因军区文工团调整，一批“文艺战士”转业到地方，其中有未来的著名导演冯小刚，当时他在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舞美队工作。

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先后提出，部队要顾全大局，忍耐几年。“大局”指国家建设，“忍耐”则指控制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部队倒是从来没有用文工团创收的硬性指标。而是把文工团当作军队和地方关系的纽带，让它担任越来越多的社会交际功能。”付林说。

集体创作或“佚名”的时代结束了，准明星制出现在部队文工团。“最初我们自己培养人，第一代吕文科、卞小贞，第二代李默、苏小明、程琳，后来引入了范琳琳、吕继宏，1992年又引入了宋祖英。”付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8年，海政文工团开办了电声乐队和青年歌手培训中心，实行“一团两制”，采取总监责任制，自负盈亏。一年之中，付林带领青年歌手商演八十多场。转年夏天，他解散了学员班。甲丁记得，夏秋时节，“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成千上万的卡拉OK，大家开始没心没肺地娱乐，紧跟着卡拉OK的是洗头房”。

点名次数是文工团兴旺与否的标志。1980年代一周点名几次，1990年代文工团大楼一度鸦雀无声，排练室空无一人。付林记得最先流失的是乐队，既然拿卡拉OK就能“走穴”，就没人用乐队了，“不是大家不干事，是没活儿可干。”

市场打破了文艺团体的运作方式。市场化后，文工团不仅要为军队服务，也要为社会服务，为地方演出的场次逐渐增多，甚至超过部队演出。

电视晚会兴起后，主流媒体的放大效应和文工团越演越烈的“特招”制度，让军旅明星成长大为提速。而在重要晚会上露面，再下部队，演员会更受欢迎。合力之下，上过春晚，获文化部奖项，每年综合评定都算“重大贡献”，往往成为文工团破格提拔人才的指标。

“一台大晚会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如此庞大的装置，如此多技术手段，下部队演出时根本用不着。”甲丁说，能获奖的优秀节目因而离部队越来越远。

1990年，总政开始酝酿建党七十周年的献礼剧目《党的女儿》。女主角田玉梅的唱腔是为一位重要演员量身定制的，难度极高，后因这位演员因身体原因不能出演，程桂兰被调入总政。消息在排练场上宣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半路哪里杀来的程咬金?”

献礼剧目有特别的吸引力。演员如果不参加晚会，就必须在献礼剧目中有所作为。后者毫无市场压力，技术上极其精致和挑剔。

“替补”程桂兰每天坐在排练场默默记谱，剧团议论纷纷：“她行吗?”“她没演过戏，以前唱民歌的。”一次排练全员到齐，但主演没来，程桂兰上场从头唱到尾，“一个音符没错，一节没脱”。最后一个高音结束时，全体人员起立鼓掌。从此，来自地方部队的程桂兰在歌剧团站稳了脚跟。

文工团演员曾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大量基层演出积累的丰富舞台经验。著名独唱演员阎维文本来是合唱演员，就是下部队演出中摔打出来的。程桂兰在部队文工团服役四十多年，去过各地的边防哨所，从每月六元的津贴拿起，退休时是副军级。

1999年，付林写过一篇长长的报告，建议海政学习1960年代的“乌兰牧骑”，把文工团组成小分队，配备现代化设备和精干的创演力量，常年在基层巡回演出，跟战士零距离接触。此前，他曾带一个八人小组赴南沙群岛慰问演出，随走随创作，把新鲜创作的歌曲唱给战士，并录制起来送给部队，大受欢迎。

“每一支部队文工团都有自己辉煌的历史，对各时期军队建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程桂兰怀念年轻时候参加的战士业余演出队，“期待中央军委经过深思熟虑，能对部队文工团有一个符合国家和现代军队建设需要的合理安排。”